的浮雕仿佛也睁开了眼睛。

勤务兵端来茶炊时，我才发现掌心全是汗，把勋章盒的天鹅绒衬里都沁湿了。科利亚悄悄递来块手帕，上面绣着歪扭的红星——大概是他母亲在防空洞里赶制的。喝着滚烫的薄荷茶，望着台下互相擦拭勋章的人们，忽然想起设立这两枚勋章的初衷：

当战士们在前线用生命书写历史时，总得有人把后方千万个跳动的心脏，也刻进青铜的勋章里。

“人民英雄”勋章的绶带是深红色的，边缘绣着金色麦穗，比“苏联英雄”的金星勋章朴素得多，却在这些粗糙的手掌里，在补丁摞补丁的衣襟上，闪耀着比任何宝石都璀璨的光。

当最后一位受勋者走下台时，管风琴再次响起，这次是轻快的《红军最强大》，几个老兵用义肢敲着地面打节拍，年轻的女工们跟着旋律晃动勋章，金属碰撞声像春耕时的犁铧破土。

我望向大厅东侧的长窗，透过蒙着霜花的玻璃，能看见红场的积雪正在融化，露出下面暗红色的砖块。那些在演讲时喊哑了嗓子的战士，此刻或许正在战壕里传阅勋章的样式，想象着后方的母亲或妻子戴上它的模样。

而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的，从来不是一枚金属徽章，而是把千万个平凡的名字，铸进了苏维埃的丰碑。

科利亚轻声提醒接下来的议程，我却摆摆手。走到台阶边缘，向第一排的老妇人伸出手：

“伊万诺夫娜，能让我看看您的顶针吗？”她慌忙捡起滚到脚边的铁皮盒，倒出十几枚弹头磨成的顶针，每个上面都刻着歪扭的字母——“为了伊万”“给尼古拉”“盼安德烈回家”。

“俺们村的女人，”她擦着眼泪笑，“能够把德国人的子弹，变成缝补军旗的针。”

阳光终于穿透云层，在勋章的绶带上流淌成河。

当管风琴声渐歇时，我听见某个角落传来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——大概是书记员在记录这些滚烫的故事，好让它们随着勋章的光芒，永远定格在1942年的早春。

“我们的史诗，从来不是由几个名字写成，而是由千万个这样的掌纹，在机床、在麦田、在防空洞的墙壁上，共同刻下的不屈印记。”我对人民英雄勋章的颁发作以总结。

而人民英雄的前面，还有一个个冲锋在前的“卫国先锋”与“苏联英雄”，是赢得这场战争的中流砥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