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轻的学徒工帕夏擦了擦汗，他的左臂缠着绷带。是前天操作铣床时受的伤：“等我伤好了，要亲手给叛徒们造子弹！”

女工们在休息时围坐在一起，用缝纫机边的碎布缝制“反叛徒”臂章。

年长的女工哼起《红军最强大》，其他人跟着合唱，歌声盖过了机器的噪音。

十一点，列宁格勒前线。

战壕里的士兵们传看着皱巴巴的报纸，狙击手阿廖沙用刺刀把社论钉在掩体墙上，子弹壳在文中“复仇”二字上排成箭头。

“看见没？”他对身边的新兵说，“这就是咱们的底气！”

炊事班的老郭卡用铁锅煮着掺锯末的粥，闻着报纸上的油墨味：“当年我在集体农庄种地，叛徒要是敢露头，我一锄头下去——”他做了个劈砍的动作，“准能劈开他的脑壳！”

午后，克里姆林宫花园。

马林科夫拿着修改后的征粮方案来找我，脚步轻快了些：“梁赞州的农民听说社论后，主动多交了两千担土豆，”他的镜片上蒙着水汽，“他们说，不能让叛徒看笑话。”

我望着花园里未化的积雪，想起安娜提到的富农纵火案：

“告诉他们，等战争结束，每个交公粮的农庄都会立块英雄碑。”

他点点头，忽然从口袋里摸出张照片，递给我：

“这是我在农庄拍的，孩子们用叛徒的传单折成纸飞机，写上‘滚回德国’扔出去。”

照片上，几个孩子站在田埂上，手里举着五颜六色的纸飞机，脸上沾着泥土，笑得格外灿烂。

傍晚，贝利亚带来最新的情报：“弗拉索夫的伪军出现逃兵潮，”他的钢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，“明斯克的伪军士兵听说家人会被株连，连夜偷了德军的卡车往回跑。”

“跑得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被我们的游击队截住了，”他露出少见的笑意，“游击队用镰刀和锄头就缴了他们的械，还押着俘虏去农庄里游街。”

深夜，我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。

利利亚送来新熨的军装，看见桌上摊开的民众来信，有些信封上贴着干枯的野花：

“都是支持社论的信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有个老太太还寄来了自己织的袜子，说要给枪毙叛徒的战士穿。”

我拿起那只粗毛线袜子，针脚里夹着张字条：“‘用这双袜子踩死叛徒吧！’”

窗外，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亮夜空，比任何时候都更明亮。我知道，这篇社论不是终点，而是号角。当苏维埃的人民团结起来时，任何叛徒和外敌都将被碾成齑粉。

攥紧手中的袜子，仿佛能感受到千里之外农庄里老太太的体温。这场战争，我们不仅是为了土地和面包而战，更是为了不让背叛的毒芽在苏维埃的土壤里生长。

明天，会有更多的人拿起武器，更多的农庄响起复仇的歌声。

用这支笔，比任何枪炮都更锋利的笔。

守护他们的希望，首到最后一个叛徒伏法，首到最后一声枪响停息。

熄灯前，我在日记本上写下：

“笔锋所指，民心所向。当人民的怒火汇成江河，任何逆流都将被冲垮。”

窗外，春风拂过红场，带来泥土的气息。

春天真的来了，在社论激起的千层浪里，在人民紧握的拳头里，在每一个为祖国而战的灵魂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