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的月光像把银刀，斜斜插在地堡的砖墙上。

我摸着口袋里的婚戒，内侧的“娜杰日达，1919”硌得指腹生疼，这是老人从自己手上褪下的信物，现在却要戴在从未见过妻子的我的手上。~小^税′C·M/S′ ,勉·废!粤_毒\

想起在老家，母亲总说，婚戒是爱情的象征，可我连自己未婚妻的手都没牵过，此刻却要扮演一个鳏夫，在阅兵式上露出无名指的婚戒。

文件柜最底层的相册被翻得卷边，1941年5月红场阅兵的照片里，斯大林昂首挺胸，身后是整齐的坦克群。

我对着照片练习站姿，肩胛骨酸得像被镰刀割过，元帅服的硬领磨破了锁骨下方的皮肤，却不敢哼一声——真正的斯大林，此刻正躺在冰冷的铁架上。

而我，必须让镜中人的每一道皱纹、每一个手势，都成为千万红军战士眼中的信仰。

不适在午夜时分加剧，我盯着洗手池里的状况，突然想起秋收时蜕下的麦壳，同样的干枯，同样的毫无重量，却都包裹过鲜活的生命。

重新涂抹药水时，地堡的灯突然闪烁，远处传来德军炮弹的尖啸，天花板的灰尘簌簌落下，像提前降下的骨灰。

我数着心跳等灯亮，忽然发现，自己竟在期待炮击声掩盖练习演讲时的破音。

“同志们！”

我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开口，声音撞在地堡的拱顶又落回来。

“德国侵略者以为……”说到“侵略者”时，格鲁吉亚口音的颤音变成了伊尔库茨克的乡音。

我愤怒地捶打桌面，指节撞在斯大林常用的胡桃木镇纸上，疼得倒吸凉气。

镇纸边缘的缺口，是1940年他拍桌训斥莫洛托夫时留下的，现在却要由我的疼痛来记住这个细节。

凌晨，气窗的铁栏间终于漏进一丝晨光，像根金线缝在地堡的黑暗里。我站在衣柜前，最后一次检查元帅制服：

勋章的顺序没错，婚戒戴在左手无名指，一切都按照要求准备妥当。镜中人的领带结打得太紧，勒得喉结发疼，却让我想起父亲临终前，用最后的力气帮我系好去集体农庄报到的领带。

文件桌上的座钟没有指针，只有齿轮在黑暗里转动，发出细微的“咔嗒”声。我摸着斯大林的钢笔，笔尖还带着他的体温，在作战会议的发言稿上画下最后一个句号。

墨水在“乌拉”二字周围晕开，像滴在雪地上的鲜血。远处的炮声突然密集起来，震得地堡墙壁发颤，我知道，那是德军的凌晨炮击，为了阻止莫斯科市民修筑街垒。

当第一缕完整的阳光穿过气窗，在瓷砖上投出铁栏的影子时，我听见地堡上层传来卫兵换岗的脚步声。

整理好袖口的褶皱，我摸了摸身上的各处细节，确认没有差错。

烟斗塞进右唇角，模仿照片里的角度，烟嘴的咬痕正好卡在门牙缺口处，像块量身定制的拼图。

地堡的铁门在身后闭合时，我摸了摸藏在袖口的氰化物胶囊——高个子特工留下的，以防身份暴露。

金属胶囊硌着手掌，突然想起妹妹塞给我的护身符，用红绳系着的麦穗，此刻正躺在伊尔库茨克的木屋抽屉里。

而我，即将带着谎言与恐惧，踏上通往地面的台阶，去参加黎明前的参谋部会议。

去面对朱可夫元帅锐利的目光，去成为那个在红场阅兵式上挥手的“斯大林”。

台阶上的霜花在靴底碎裂，像极了三天前在伊尔库茨克看见的初雪。

通风口的风带来地面的气息，混杂着硝烟与烤面包的焦香。

我数着台阶的级数，第37级时，听见远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，那是凌晨五点的报时，却像丧钟般敲在心上。

喉间泛起药水的苦味，我知道，属于阿列克谢的最后一丝气息，己经随着冷藏室的关门声。

永远地封在了地堡深处，而现在走着的，是一个穿着元帅服的幽灵，一个带着使命的谎言，一个即将在历史洪流中被碾碎或铸就的替身。

参谋部会议室的灯光在拐角处亮起，门后传来低沉的交谈声。

我停在阴影里，看着自己的手在墙上投出的影子，那双手掌宽大，指节粗粝，是握过犁柄的手，此刻却要举起元帅的权杖。

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唇角的弧度，让缺牙的齿缝刚好露出半颗犬齿，像斯大林在1936年宪法颁布时的照片那样。

当手指触到会议室的门把时，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伊尔库茨克的家乡。

那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，西周环绕着广袤的麦田。

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