列宁格勒近郊，“这里离市区只有五十公里。”

“让列宁格勒的高射炮部队对准这个方向，”我用镇纸狠狠压住地图一角。

“就算把那片森林炸成齑粉，也不能让叛徒的脏靴子踏上苏维埃的土地。”

贝利亚刚要开口，通讯兵突然推门而入，送来前线急报：

“勒热夫防线发现疑似伪军旗号，他们穿着苏军制服向我军开火！”

我接过电报，纸张边缘还带着发报机的余温，上面用红笔标着“ROA”字样的旗帜坐标。

贝利亚凑过来看，身上带着淡淡的枪油味：“弗拉索夫这招很毒，用我们的制服和装备制造混乱。”

“混乱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把电报扔进火炉。

“苏维埃的战士只会在死前咬掉敌人一块肉，绝不会像狗一样摇尾乞怜。”

火炉里腾起青色烟雾，弗拉索夫的名字在火苗中蜷曲成灰。

贝利亚从纸袋里抽出最后一份材料，是伪军的臂章设计图：

蓝底白十字，角落里绣着小小的双头鹰。

“中世纪的符号，”我用钢笔尖戳穿图纸。

“他们以为靠这点破烂就能唤起沙皇时代的亡灵？”

“更值得警惕的是民众反应，”贝利亚罕见地露出忧虑，“西部边疆区己有农民向伪军交出粮食，他们误以为这是‘解放者’。”

我猛地站起身，军大衣扫过桌角的茶杯，滚烫的茶水泼在地图上，在乌克兰区域晕开深色的渍痕：

“立刻起草《告苏维埃人民书》，就说……”我顿了顿，看着贝利亚镜片后的眼睛。

“就说叛徒的骨头会被碾成粉末，撒在他们背叛的土地上。”

他快速记录着，钢笔尖划破了两张纸：“是否需要提到替身谣言？”

“不用，”我盯着墙上的列宁画像，领袖的目光仿佛正穿透历史，“清者自清，苏维埃的人民不需要靠谣言来动摇信念。”

黄昏时分，朱可夫带着作战方案闯进来，他的皮靴上沾着半融化的雪水：

“听说伪军在斯摩棱斯克露头了？”他把地图摔在桌上，蓝色箭头正沿着第聂伯河蔓延。

“是群见不得光的老鼠，”我用红笔在伪军标记上画了个大大的叉，“你的坦克部队多久能完成迂回？”

“最多三天，”他的马鞭指向明斯克，“但需要空军压制德军炮火——前提是我们还有足够的汽油。”

贝利亚插话：“橡胶厂刚试制出一批替代品，勉强能支撑轰炸机出勤。”

朱可夫皱眉：“次品轮胎会让飞机在跑道上打滑。”

“那就让飞行员用滑翔机起飞，”我抓起电话要通空军司令部，“就算用木板钉成翅膀，也要把炸弹扔到叛徒头上。”

夜幕降临时，整座克里姆林宫笼罩在灯火管制中，只有我的办公室还亮着灯。

利利亚送来黑面包时，我正在草拟批判社论的提纲，标题栏写着《背叛者的末路》。

“需要帮您找些资料吗？”她轻声问，目光落在摊开的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上。

“不用，”我捏了捏眉心，看着窗外的星空，那里曾是安德烈向往的极光方向，“叛徒的嘴脸，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该牢记。”

贝利亚临走前留下的档案袋还在桌上，我抽出里面的照片：

特鲁欣穿着德军少将制服，正给伪军士兵分发面包；弗拉索夫站在纳粹军官中间，笑得像只偷腥的猫。

我摸出安德烈送的子弹壳，在台灯下缓缓刻下两个名字。这些叛徒的血，终有一天会被用来染红真正的苏维埃军旗。

钢笔尖悬在纸面上方，墨迹在稿纸上晕成小团阴影。

这篇社论不需要华丽的辞藻，只需要每个字都像子弹一样，击穿叛徒的心脏，唤醒人民的怒火。

窗外传来卫兵换岗的脚步声，新的哨兵在黑暗中唱响《神圣的战争》。

我望向列宁格勒的方向，那里的工人仍在零下西十度的严寒中组装高射炮。

他们不知道什么“俄罗斯解放军”，只知道要用最后一颗螺钉守住祖国。

叛徒们以为能借外敌的刀分裂苏维埃，却忘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粒沙子都姓“苏维埃”。

当春天的黑麦长高时，所有的背叛都将被埋进犁沟，成为滋养自由的肥料。

攥紧钢笔，在社论开头写下：

“同志们，当你们在前线用血肉筑墙时，有一群蛀虫正躲在德军战壕里啃食祖国的脊梁……”

墨迹未干，远处突然传来沉闷的爆炸声。